過度同理

積極傾聽的另一個問題在於，如果你確實敞開心胸傾聽別人的需求感受，可能會難以承受，變得沮喪失落。比方說，你聽到有人痛失愛子，結果你非常難過，覺得無法承受他們的喪子之痛。心理學家有時把這稱為「過度同理」，就像是在別人的想像中陷得太深。在充滿精神創傷環境下工作的人尤其容易出現這個症狀，例如照顧絕症病童的護士、人道救援工作者，還有性侵受害者的治療人員。我跟一位因此離開職場的心理治療師談過，他描述說：

　　為了當個還算稱職的心理治療師，我必須有辦法準確想像面前那位對象的人生與感受。我這麼做時會全神貫注，感到滿足。他們說出自己的創傷與痛苦時，我能撐住，接下他們的苦痛，讓他們知道如何控制憂鬱情緒。問題在於我害怕這份工作。每逢星期天，我害怕下一個星期的到來，平日則睡不好覺。我得知他們的創傷，幾乎彷彿變成是我在面對他們的憂鬱。恐懼之情壓過滿足之感。我大概掙扎了三年，最後再也無法承受，只得放棄這份工作。

我尚未發現任何研究指出到底有多少人深受過同理之苦，或者多常因此不肯為他人挺身而出。不過，考量到同理心是呈「常態分布」（鐘形曲線），合理推估大概只有百分之四至百分之五的人口有此困擾，也許更高比例的人偶爾如此。

那麼可有因應之道？一般做法是建立自我防衛機制，阻擋掉別人強烈的痛苦情緒。我發覺國際援助人員多半有一種黑色幽默，有助他們面對日復一日的悲慘場面。心理治療師通常只處理一定人數的重度創傷患者，並確保自己在碰到棘手病患以後，有個對象能陪他們暢談甘苦。（稱為「督導」。 ）了解自己的極限相當有用，如此一來，你可以適時從對談等狀況下抽身而出，不至於被逼到極限。心理治療師菲莉帕．派瑞跟我解釋過說：「為了不要被過度同理逼得心力交瘁，你得在自己的極限前面先設定一條底線。也就是說，你得先戴上氧氣罩，再去幫忙大家。」在自殺防治中心工作時，她只有接完一通得長的來電，絕對會稍事休息或找同事聊天，確保自己有夠多氧氣，再繼續迎戰下一通電話。

過度同理是個嚴重的問題，但我們得記得只有少數人會遇到這個狀況。對社會上的多數人而言，問題在於缺乏同理心而非太有同理心。

－Roman Krznaric，《同理心優勢（Empathy: A Handbook for revolution）》 ，頁165-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