咎愛The past

昨日去電影館看了伊朗導演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導的法國片《咎愛》(The past)。迷電影還不算久的我，並不知道這個導演（不曉得原來人家威名遠播），對法國片亦無關注（雖然過去一年是看了幾部法語片）。看這部電影的原因，可以說完全是因為吳明益在他臉書上這樣的心得：

[memo]科技奴隷

1.最近讀了《鄉民都來了：無組織的組織力量》、《數位麥克魯漢》，也重讀了《網路讓我們變笨》、《娛樂至死：追求表象、觀笑和激情的電視時代》，還是最喜歡嚴詞警世的波茲曼（Neil Postman）。所以又把之前買了沒有讀的《科技奴隷》（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拿出來讀。

唯科學主義

唯科學主義不僅是技藝的濫用，比如量化問題，比如毫無意義的數字問題；唯科學主義不僅是把人類經驗的物質領域和社會領域混為一談的問題；也不僅是社會研究者聲稱把自然科學的目的和程式用來研究人間事務的問題。唯科學主義包含這一切，而且還包含更加深沉的東西。它是一種絕望中的希冀和願望，歸根到底是一種虛幻的信仰。它相信，某種標準化的程式即「科學」能夠提供一種無懈可撀的道德權威的源泉，一種超人的基礎；它相信這個道德權威可以回答許多問題，比如：「什麼是生命？何時出現生命？為什麼出現生命？」「為什麼存在死亡和苦難？」「什麼是正確或錯誤的行為？」「什麼是善的結局？什麼是惡的結局？」「我們應該如何思考、感知和行事？」雷根總統說，他相信墮胎不對，至於受精卵什麼時候開始仕入有生命的階段，我們則要聽科學家怎麼說－－如果你像雷根總統這樣說，那你就在個人層次上信奉唯科學主義。如果沒有科學家挺身反對這樣的意見，如果報紙的「科學」版不登載批駁的文章，如果人人有意無意地以合作的態度長期維持這種幻覺，那就是文化層次上的唯科學主義。科學能夠告訴我們，心臟什麼時候開始跳動，子宮外孕各階段胎兒的有多高的存活率。至於何為「生命」的「真正」定義，何為「人」的定義，科學並不擁有這樣的權威去確定諸如此類的標準，就像你和我有這樣的權威一樣。社會研究能夠告訴我們，一些人在自認為的合法權威面前會如何行事。然而，社會研究不能夠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權威」是合法的，什麼時候「權威」是不合法的，也不能夠告訴我們，我們必須如何決定服從權威，什麼時候服從權威是正確的，什麼時候服從權威又是錯誤的。這樣去詢問科學，指望科學回答這樣的問題，盲目接受科學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這就是唯科學主義。唯科學主義是技術壟斷論的大錯覺。

－Neil Postman，《技術奴隷》（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頁189-191。

阿道夫．埃希曼、官僚主義與專家

注意官僚主義者的所作所為，有助於我們瞭解官僚主義的危險，我們將社會、道德和政治的事務託付給官僚主義時，就面臨著危險。如世界史所示，官僚主義者只不過是被美化的計算器而已。法語的bureau起初指的是一塊臺布，用來掩蓋計算臺的，後來衍生出桌子的意思義、安放桌子的房間的意義，最後派生出辦公室及辦公人員的意義，辦公人員的職責就是管理這個計算房。「Bureaucrat」（官僚主義者）這個詞後來衍生出這樣的含義：根據其訓練、職責甚至氣質，他對問題的內容及其全貌，都漠不關心。官僚主義者只考慮決策背後隱藏的問題，只關心決策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官僚體制的有效運作，他不用為決策的後果承擔任何責任。在技術壟斷時代，阿道夫．埃希曼（Adolf Eichmann）成了官僚主義者的範本和比方。在被控犯下反人類罪時，他辯解說，他沒有參與納粹政治或社會理論的制定；他僅僅處理技術問題，把大批人從一個地方運到另一個地方。至於他們被運走後尤其是運到目的地以後會發生什麼事情，這和他本人的分工沒有關係。誠然，技術壟斷時代的官僚主義者的工作遠遠沒有那麼恐怖，但是在今天的美國，埃希曼式的回答至少每天多達五千次：我對自己的檢測對人產生什麼影響不承擔責任，我只不過為我那部分官僚主義的效率負責任，那是必須不惜一切代價為之的效率。

必須指出的是，埃希曼也是專家。專業技能是技術壟斷拼命控制資訊而採用的第二種技術手段。當然，專家古已有之，始終都有，即使在工具使用文化裡也有專家。如果沒有專家，埃及金字塔、羅馬驛達和斯特拉斯堡的城堡，是難以修建的。不過，技術壟斷時代的專家有兩個不同過去時代的特徵。首先，技術壟斷時代的專家對與自己專業領域無關的東西，往往是所知甚少。比如，一般的心理分析師對文學、哲學、社會史、藝術、宗教幾乎僅知皮毛，人們也不指望他們具備這樣的知識。其次，像官僚主義（專家和官僚主義的聯繫可能是若有若無）一樣，技術壟斷文他的專家不僅號稱能夠駕馭技術事務，而且號稱能夠駕馭社會、心理和道德事務。在美國，我們有各領域的專家：如何養育兒童、教育兒童的專家，如何受人喜愛、如何做愛、如何影響他人、如何廣交朋友的專家。人與人關係的一切領域，無不被技術化，無不拱手讓給專家控制了。

－Neil Postman，《技術奴隷》（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頁97-99。

用心練習

對許多領域的人而言，只有在獨處的時候才有辦法進行用心練習（Deliberate Practice）。艾利森發現，若要達到非凡的成就，關鍵點就在「用心練習」這件事之上。當你仔練鍛鍊某項能力的時候，你才能清楚看出有哪些事項、哪些道理是你還沒有領略透徹的，你才會努力提升自我的表現，你也才能夠不斷監督自己的進展，並修正自己的缺失。如果不這樣練習，就比較無法產生效用，更可能帶來負面的效果，因為盲目的練習無法改善你的缺點，只會強化你現有的認知。 

「用心練習」最適合獨自進行，理由如下：當你仔細練習某個技巧的時候，需要投注高度的專注力，別人在場可能會讓你分心；你要有發自內心的、深度的積極動力，才會進行仔細且用心的練習，而且這份積極主動往往是由你自己主動激發出來的。最重要的是，進行仔細練習的時候，等於是對你的個性進行最高的挑戰。艾利森說，唯有在你獨處的時候，你才能「直接切入最具挑戰性的部分」。如果你要提升自己的能力，你就必須是那個採取主動的人。想像一下，如果你在一個團體之內，你只一小部分的時間能夠採取主動。

－蘇珊．坎恩（Susan Cain），《安靜，就是力量》（Quiet: The Power of Introverts in a World that Can't Stop Talking），頁113-114。

新的組織模式

在現代生活中，由於管理群體的複雜度，我們對群體合作的強大天賦和意願大多數已為相對僵化的體制架構消耗殆盡。我們並未能成立所有想要形成的群體，我們只不過是建立了我們有能力形成的群體而已。未被管理和無償的群體在過去面臨的限制，現在已不復存在。自行聚集的群體所面對的共同合作的困難正在縮小當中，意味著在沒有金錢報酬或是管理監督下，群體能從事的合作項目的數目和種類都在增長之中。當今的變化，一言以蔽之，就是集體行動的大多數障礙都已經瓦解，沒有了那些障礙，我們就可以自由探索群聚及合作的新模式。

卓爾在《無跡可尋之可尋脈絡》一書中寫到電視社會的影響力時，描述了一個同時延續和斷裂的世界：

每個人都知道，或應該知道，我們的世界現在正經歷一場根本結構的轉變......政黨名稱仍然相同，我們仍然有哥倫比廣播電視台、全國廣播公司和紐約時報，但是我們已經不是以前擁有這些同樣事物的同一個國家了。

現在也發生了相似的事情。去年就存在的大多數機構，明年也都還會存在。過去，掌控公眾生活的機構是無可取代的，一部分原因是並沒有管理大規模群眾行動的其他替代方法。但是現在已經出現了與傳統做事模式不同的替代方法，那些機構雖然仍將繼續存在，但是當集體行動能夠以更新穎的其他方式進行時，那些機構對於現代生活的掌控力就會減弱。

－克雷．薛基(Chay Shirky)，《鄉民都來了：無組織的組織力量》(Here Comes Everybody: 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頁32-33。

脫殼

歸化於網路空間的子民，都是虛疑的子民－－也就是說，不論是和那空間的互動，或是在那空間裡的活動，我們的人身，都沒作用。麥克魯漢將我們講電話、聽收音機或看電視時會出現的這種情況，叫作「脫殼」，思索這效應在我們的道德觀不知會投下怎樣的影響。但是，講電話的經驗，和另外兩種其實很不一樣；因為講電話時，我們可以算是「脫殼」－－因為談話的雙方每說一個字，其人都可以「發送」出去，但不必有軀體想隨－－但看電視時，脫殼的人，只是電視裡被人家看的人，而不包括電視外看電視的人。上網的人，若說也是脫卻了肉身，那他脫殼的方式，也和講電話一樣。所以，在這關鍵的一點上，網際網路其實比較像電話，而不像電視。甚且，在這本書裡，從頭到尾不時都看得到數位時代植根於電話和印刷術的形跡；而且，其深植於電話和印刷術之根莖，粗壯絕不亞於電視；雖然，我們對於為我們帶來數位時代的螢光幕，是從電視那邊熟悉起來的。

－保羅．李文森（Paul Levinson），《數位麥克魯漢》（Digital McLuhan: A Guide to the Information Millennium），頁29。

[地殼下]白痴Idioterne

趁著休假日補看了上個月上台中那週沒能看到的逗馬二號作品《白痴》（Idioterne）。錯過電影放映時間之後，還想把這片補足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對逗馬一號和三號作品的好印象，二則是因為放映的同學提到這部電影的導演是《性愛成癮的女人》導演拉斯·馮·提爾 （Lars Von Trier）的作品。

哲學從驚奇開始

去從事哲學思索的意思，並非把自己從日常生活世界的事物裡抽離出來，而是重新以不同眼光去看大家習以為常的事物及其所代表的意義和價值，但這樣做的意思並不是說，我們要以標新立異的姿態去想別人所想的，主要還是為了以嶄新的視野去看事情。實際的情況是：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並非處於一種分離的本質世界，為此不易看出實在界的深刻面貌。因此，我們在日常經驗中對所遭遇事物所引發的注意力，經常總是導向其中不顯眼的部分－－然而，唯有深入其內在之經驗，這才是哲學的開始：驚奇的經驗。

「誠然，以神之名，我親愛的蘇格拉底，對這一切所展現的意義，我忍不住要感到驚奇，有時甚至還要感到目眩。」年輕的數學家泰阿泰德（Theaitetos）在蘇格拉底指出他無知並要他承認時這樣驚呼者－－蘇格拉底一方面會讓人不覺落入他的陷阱，但另一方面又會適時為對方提供幫助，這時對方經常會為此感到驚奇，甚至目瞪口呆，理由很簡單，只因為他會用問題引發驚奇。在柏拉圖的對話錄〈泰阿泰德篇〉（Theaitetos）之中，蘇格拉底語帶諷刺這樣回答：「是的，這正是哲學家所展現的特性，也正是哲學的開端。」在我們歷史上一個明朗的清晨，在沒有任何儀式下，這樣的思想首度表現了出來，然後成為哲學史上一個平凡無奇的簡單概念：哲學從驚奇開始。

－ 尤瑟夫．皮柏（Josef Pieper）著、劉森堯譯，《閒暇：一種靈魂的狀態》，頁184-185。

閒暇的沉默狀態

對抗工作那種全然活動性的觀念的，就是閒暇的「不活動」觀念，這種觀念強調一種內在的無所憂慮，一種平靜，一種沉默，一種順其自然的無為狀態。

閒暇的沉默狀態可以說是一種接受現實世界的必要形式，人唯有沉默才能聆聽，不能沉默的人則是什麼都聽不到。我們這裡所說的沉默（Schweigen）指的並非遲鈍的不出聲或是什麼反應都沒有的啞然無聲，這是一種對應現實世界的精神力量，非言語所能形容，只能意會，不能言傳，閒暇因而是一種投入於真實世界中，聽聞、觀看及沉思默想等能力的表現。

－尤瑟夫．皮柏（Josef Pieper）著、劉森堯譯，《閒暇：一種靈魂的狀態》，頁91-92。

自由的藝術與知識

什麼是「自由的藝術」？多瑪斯．阿奎那在《亞里斯多德形上學評註》一書中曾針對這個問題加以釐清說明：「凡是為知識之認知目的而提出的藝術皆稱為自由的藝術，如是經由行動為功利目的而提出的藝術則稱為卑從的藝術。」六百年後，約翰．紐曼這樣說：「我很清楚知道，知識本身會融入一種實際運用的藝術，經過某種機械過程之後開花結果，但是也有可能回到理性的層次，融入哲學。前者叫做『有用的知識』，後者叫做『自由的知識』。」

因此，「自由的藝術」是一種意義隱藏不露的人類活動方式；「卑從的藝術」則是一種含有目的的人類活動方式，其目的必須是經由實際運作之後產生了有用的效果而達到。自由的藝術之所以稱之為「自由」，主要還是因為其中並不牽涉目的的要素，它並不為社會功能或是「工作」的制約而存在。

－尤瑟夫．皮柏（Josef Pieper）著、劉森堯譯，《閒暇：一種靈魂的狀態》，頁77-78。

[memo]30堂帶來幸福的思辨課

1.《30堂帶來幸福的思辨課：多想一點，發現更有深度的自己》中文書名和宣傳實在有誤導之嫌，讓人以為這是教導人幸福生活的指南。其實它的英文書名為：CRITICAL THINKING: 30 DAYS TO BETTER THINKING AND BETTER LIVING THROUGH，主要談的是「批判性思考」（跟中文書名的「幸福」沒太多關係...），談的是「提升自己理性思考的能力」以及「思考以控制自己的想法、情緒、欲望與行為」。

[memo]娛樂至死：追求表象、歡笑和激情的電視時代

1.作者序〈我們會毀於自身所愛〉：「歐威爾害怕禁書，赫胥黎害怕沒有理由可禁書，因為沒有人想讀書。歐威爾擔心會有人奪走我們知的權利；赫胥黎害怕有人給得太多，讓我們變得消極、自大。歐威爾擔心真理被隱瞞；赫胥黎害怕真理被繁瑣小事淹沒。歐威爾擔心我們受文化箝制；赫胥黎害怕我們會造就膚淺文化，滿腦子遲滯、糜爛和愚癡的念頭。猶如赫胥黎在《再訪美麗新世界》書中所述，隨時戒慎反抗暴政的公民自由論和理性論人士「忽視人類對消遣的無止境欲望。」赫胥黎又說，在《美麗新世界》中，他們則因耽溺享樂而為人掌控。總之，歐威爾擔心我們會毀於自身所惡，赫胥黎害怕我們會毀於自身所愛。」本書原著出版於1985年，因此波茲曼認為歐威爾的《一九八四》預言成空了，但赫胥黎的害怕卻可能成真。

讓文化精神凋萎的兩種方式

有兩種方式可以讓文化精神凋萎。第一種是歐威爾途徑，把文化變成監獄。第二種是赫胥黎途徑，把文化變成滑稽諷刺劇。

我們不必別人提醒就知道，我們的世界充斥監獄文化，歐威爾在他的寓言中已經對這類文化的結構做了精闢描述。若是你讀了《一九八四》和《動物農莊》，接著又讀了凱斯勒的《中午的黑暗》，相信就能深刻了解，如今在幾十個國家殘害數百萬民眾的思想控制機器是如何發揮作用。當然，歐威爾並不是告訴我們專制荼毒人性的第一年。他的作品有個舉世無雙的特點，他堅稱，不論我們的典獄長採信的是左翼或右翼意識型態，結果並無二致。監獄大門同樣牢不可破，監視同樣滴水不漏，偶像崇拜同樣普及人心。

赫胥黎告訴我們的是，在先進科技時代裡，荼毒人性的敵人不再是滿臉可疑、可恨的神情，反而往往是面帶微笑。在赫胥黎的預言中，老大哥並沒有存心監看我們，是我們自己盯著他看。當民眾因瑣事分心，當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一波波無止境的娛樂，當嚴肅的公共對話成為牙牙兒語，這時也不必有典獄長、監獄大門或真理部了。總之，當整個民族變成一群觀眾，公共事務則成為雜耍表演，這個國家就要陷入危機；他們的文化也難逃死亡命運。

－波茲曼（Neil Postman），《娛樂至死：追求表象、觀笑和激情的電視時代》，頁197-198。

要掌聲，不要反思

在電視節目進行期間，幾乎完全不容許人表示「讓我想想」、「我不知道」、「你說......是什麼意思？」或「你的資料是引述哪些來源？」這種論述不只會減慢節目節奏，還給人一種不確定或未經修飾的印象。這時往往要顯現出人類進行思考的過程，在拉斯維加斯舞台上表演這種過程會令人尷尬、生厭，但出現在電視上同樣不討好。電視導演早就發現，在電視上播出思考並不受歡迎。思考過程沒什麼可看的，簡單一句話，思考不是表演藝術。電視卻需要表演藝術，於是美國廣播公司聯播網為我們展現一幅畫面，言辭犀利、具政治卓見之士屈尊迎合媒體，只能遷就索求來琢磨表演技巧而非觀念思想。這便說明那八十分鐘節目為什麼娛樂價值十足，就像貝克特的劇作：寓意鄭重其事，意義無從理解。......到頭來，觀眾只好對精彩演出鼓掌，這正是所有出色的電視節目想達到的目標－－要掌聲，不要反思。

－波茲曼（Neil Postman），《娛樂至死：追求表象、觀笑和激情的電視時代》，頁118-119。

閱讀培養理性

若是要讓人理解意義，內容自然要嚴肅。作者寫下語句是希望陳述事理，也希望讀者明白所述的含意。當作者和讀者苦思語義內涵，他們就面臨最嚴苛的智力挑戰。尤其在從事閱讀時更是如此，因為作者不見得都很可靠，他們會撒謊、徬徨困惑、過度類化、濫用邏輯，偶爾還濫用常識。讀者必須有所警覺，要抱持理智戒慎的嚴肅態度，這並不容易，因為他是隻身面對文本。在閱讀的時候，讀者是獨自作出反應，只能靠自己的理智來應付。他面對印刷語句冷靜抽象的內容，眼中只見質樸的語言，無法仰賴美或或同理心感受。因此，閱讀本身是種嚴肅的事情。基本上當然也是種理性活動。

從十六世紀的伊拉斯謨斯到二十世紀的愛森斯坦，凡是鑽研閱讀對思維習性有何影響的學者，幾乎全都得出相同結論，他們一致認為閱讀過程能培養理性；書寫文字的特色是循序漸進而且具有命題，這能助長昂基所稱的「知識的分析管理」。閱讀文字要依循思緒進展，這必須具備相當強的分類、推斷和推理能力。這代表讀者要找出謊言、破除迷惑和過度類化的毛病，並察覺濫用邏輯、常識的情況；這也代表讀者要權衡觀念、對照比較各項主張，並能舉一反三。要做到這點，我們必須和文字本身保持若干距離，實際上，文本冷靜客觀的特性更有利於我們和文字保持距離。也因此好讀者見了貼切佳句並不喝采，見一段發人深省的文辭也不掩卷讚嘆。讀者不讓情感涉入並忙於分析，無暇做這些舉動。

－波茲曼（Neil Postman），《娛樂至死：追求表象、觀笑和激情的電視時代》，頁7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