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時間以來，對電影基本美學評價一直在參照西方視覺美學體系，它主要是由西方繪畫系統延伸而來，然後發展到照相術的出現，按照西方的這樣一種美學慣性，看待八十年代末的中國美學景觀，可能你會覺得完全沒有美感，我們在選景的時候，有一句話老說就是「美學環境相當不好」，而這所謂的「不好」實際上是以西方美學標準作參照的，而我們正是要尋找這樣一種「不好」，我想說這的不好也是美的，為甚麼不是呢？我們就是依照這樣一種美學思想去建立《頤和園》的視覺系統。有意思的是在這系統中還存在一個真的西方景觀，就是柏林，而當我在柏林跟我的德國美術Dorothee V. Bodelshwingh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發現沒有任何障礙，她完全理解，因為柏林也是一個所謂美學環境不太好的地方，在那裏你會看到意識形態差異所造成的混雜景觀，而這種混雜很像八十年代末的中國，同樣的在圖門，在武漢，在重慶，你都會看到這樣一種混雜，今天的我們還沿用美學這個詞，但是早已經是指一個更寬泛的，更不穩定的範疇，到影片結尾時，也就是到了二○○○年之後，你會發現有「和諧一致」的：加油站那場戲，人們穿著的服裝是統一的，高速公路是規範的，城市的那個色彩，建築的方式，漸漸趨於搭配或者說匹配。你不太清楚是因為看得時間長了，還是本身就匹配。有時候你會覺得根本沒有甚麼美學問題，而是時間和立場的問題。－婁燁，〈婁燁訪談：遵循藝術的自我限制〉，收錄於歐陽江河編，《中國獨立電影訪談錄》，頁109-111。
田壯壯：回過去說八十年代的東西，為什麼那麼渴望去想清楚一些東西，想鬧明白生存的意義和價值。八十年代積存了很多很多問題，到了九十年代，這些東西慢慢在心裏發酵；在化合過程當中，突然間就明白了。我記不住任何電影的內容和台詞，但有一句台詞很打動我，就是《悲慘世界》裏冉．阿讓偷了神父的銀器跑了，被警察抓回來，警察對神父說他拿了你的東西，神父說這是我送給他的，就把冉．阿讓給放了。然後神父對冉．阿讓說了一句話，說我們到這個世界上來，應該是給予。到現在我都覺得「給予」是我們做人應該信奉的原則。我覺得，在一個基本的原則上，人生道路上，不能夠放棄自己信奉和喜歡的東西。這個潛意識一直在心裏。－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牛津版），頁435。
耶穌在提比哩亞海邊問彼得：「約翰的兒子西門，你愛我嗎？」祂沒有再多說些甚麼話－－祂已經說夠了。你愛我嗎？你是否願意讓我的愛觸摸你的軟弱，釋放你得自由，施予你能力？自此以後，彼得惟一擁有的能力是耶穌對他的愛。他說了又說，一再複述自己不忠實的故事，並且述說耶穌是怎樣觸動他的心。當彼得宣告恩典的福音時，他袒露自己的弱點，以此闡述上帝的大能。這正是改變羅馬人的信仰的那股大能，而這股大能會改變我們的生命。要是周遭的人看到基督的愛觸及我們，他們也會改變自己的信仰。
衣衫襤褸者的教會需要加入抹大拉的馬利亞和彼得的行列，見證基督教的，不僅是法規，且是充滿恩典的奧祕；在本質上，它不是愛的哲學，而是戀愛的關係；它不是緊握雙拳，謹守規定，而是張開雙手，接受禮物。
多年前，著名的福音派神學家薛華（Francis Schaeffer）寫道：「真正的屬靈是：每時每刻都靠耶穌基督的恩典而活。」這本書所呈現的內容沒有絲毫的獨創性，只不過詮釋薛華這句話而已。誠如魯益師喜歡說的一句話：「人需要更多提醒，而不是教導。」－ 曼寧（Brennan Manning），《衣衫襤褸的福音（The Ragamuffin Gospel）》，頁244。
河合：因為「對話」是我的職業，所以，對我而言，沒有什麼事情比這個更重要的了。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被訓練如何去「傾聽」。先「傾聽」然後進行對話。一般人總以自己所說的話為優先，就這點而言兩者是不同的。
在親子之間的對話當中，身為父母的最常犯的錯誤，就是當孩子們想要開口說些什麼的時候，不懂得如何成為一個好的聽眾。舉例來說，孩子開口說一句「今天有考試。」當父母的馬上就會說「考得如何？」。或者小孩說「今天去親戚家玩」，當父母的則馬上接上「玩得很開心吧？」這樣的話。但是，當父母的很可能沒有注意到，他的孩子或許是半哭著回家。如此一來，接下來的對話孩子們就會失去信心，他可能只是低下頭，一句「嗯」就結束了這段對話。你問他「好不不好玩？」他就「嗯」一聲。你跟他說「以後還想不想再去？」他就也是一聲「嗯」。這雖然也是對話，卻只是大人單方面地說這說那，孩子則只是應一聲「嗯」而已。這樣的例子非常常見呢。
吉本：那麼，這樣的情形，在某種程度上，是不是可以藉由像是訓練之類行為加以改善呢？
河合：應該是可以的。我們因為受過了訓練，當孩子說「今天去親戚家玩」我只會應聲回答「噢」，不預設立場，然後等待後續的可能發展。－ 河合隼雄、吉本芭娜娜，《原來如此的對話》，頁213-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