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在寫《地下鐵事件》時，想盡量多收集被害者方面而不是加害者方面的採訪，動機是過去日本的媒體上幾乎沒有出現被害者的聲音。大眾媒體的關心集中在奧姆真理教這個宗教集團，和那身為師父相貌異樣的半盲男人－從地方上的小瑜珈教室的主持人爬升到巨大宗教組織的師父，謎樣的人物－麻原彰晃身上。因此受傷這邊的人只受到一種「背景」程度般的對待。他們只是「在電車上共乘的可憐人」。說的極端一點，他們是誰都沒有關係。只是在那輛電車上共乘的，吸了沙林毒氣受到傷害的「普通市民」。他們沒有臉，也沒有被賦予固有的聲音。像電影上的路人一樣。
相對的，我想嘗試的，是傳達他們被害者也有活生生臉孔和聲音這個事實。他們是不可替換的個體，分別擁有不同固有故事的活著的寶貴存在這回事（也就是說，他們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你，這回事），我想盡量在這本書中顯示出來。我想這該是小說家的任務之一。小說家或許不得要領，或許很愚笨。但我們不會輕易把事情一般化。
－村上春樹，〈東京地下的黑色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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