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人一直是我的電影關注所在。人在不同的時間、空間、狀態，人的存在，對我來說是最有趣的，尤其是複雜的人際關係，我的片子裏面大都是探討人。至於對社會結構和政治的批判，我不太重視，因為它自然會出現。如果你要的話，只要你設定了那個角色本身在那個時空的背景裏面，它自然就會出現了。所以我的焦點並不是在透過角色去批判壓制或者集權或者社會結構，我是描述角色，讓角色活起來，而把背景射在那個時空，自然就會有批判，甚至那比批判的力量還要大。但假使把角色設計為只是導演的棋子來借用的話，效果基本上是不一樣的，布列松是借着演員為他的導具，在說他背後的事，在說社會結構，或者是他認為的甚麼。 

－卓伯棠，《侯孝賢電影講座》，頁62-63。